2019-2020中国经济年会日前在北京召开,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专家、企业代表汇聚一堂,把脉中国经济,对经济发展建言献策。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杨伟民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王一鸣副主任、中国社科院蔡昉副院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张大卫副理事长及阿里巴巴合伙人闻佳等围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确保经济量增质提”发表观点,以下为闻佳的发言实录。
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说,中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我觉得这个定位非常精准。改革开放40年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真正的市场经济。供给侧改革取得了重要成效,我们看到去产能效果明显、服务业占比过半、消费成为经济增长主要驱动力,这背后离不开技术革新带来的变化。下面我也讲讲我们看到的一些现象:
首先,我认为新技术将驱动供给侧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是云计算和区块链技术,它们也将是今后社会发展的基础设施。
过去20年互联网的发展、技术的发展,不经意间推动了整个社会资源的利用更充分、分配更合理。因为随着新的生产力的发展诞生了新的生产要素,从而推动了新的生产关系。也就是我们说的,随着算力和算法的发展,数据被真正地利用起来,产生了平台这样的普惠模式。过去十年,移动互联网沉淀了海量的数据,云计算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算力,人工智能的发展带来了算法的爆发式增长,未来区块链技术将建设一个新的信任体系。这些都为供给侧改革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
阿里巴巴的技术委员会主席王坚刚刚当选工程院院士,他对阿里最大的贡献就是在2009年没有人相信云计算的时候坚持自主可控的云计算技术,才有了今天数据价值的爆发。但是我认为这个院士称号更代表了国家对于云计算作为创新型基础设施的认可。云计算支撑了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也是供给侧改革的新引擎。
区块链技术,因为它不可篡改的特性,有利于构建契约型社会关系。区块链的去中心化特质,会把过去的中间环节打掉,社会会变得更简单、直接和高效。区块链将会应用在我们社会生活的所有场景,成为真正的社会化信任体系。
其次,我们看到新技术带来的新模式对深化供给侧改革的影响。
数字时代诞生了平台模式。平台提供公用技术和数据处理能力,让中小企业和创业者能和大企业有公平竞争的机会,把创业的门槛降到最低,充分发挥市场效应。过去,小企业创业成本非常高,要做生意要有门店,还要囤货,还不知道客户在哪、工厂在哪。现在通过平台,既不需要门店,也不需要囤货,网上就能直接对接工厂,减少中间环节,使得效率达到最高。过去,科技创业企业很难,要自己买服务器,买ERP软件,现在用云计算用多少买多少,用钉钉管理企业,使得小企业和大企业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平台技术从根本上为小微企业注入了发展动力,激发了企业活力,把蕴含在社会各层面的存量资源充分调动起来,为整个国家经济提供新鲜血液。
另一个新模式就是共享经济,让社会的闲置资源被充分利用起来。例如顺风车,下班回家顺路带一个乘客;Airbnb,家里空置的房间都能租给有需要的人。如果再结合区块链等信任和安全技术,必然会对过去的经济模式带来全新的改变。
然后,我们看到了新消费带来的新供给。
平台模式让制造业直接面对消费者。消费者过去没有那么多的选择,由于有了平台,大规模的产品被展现在消费者面前,足不出户就能挑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而且由于有了算法的优化,他们能在最短的时间找到自己喜爱的产品,这大大释放了购买力。刚刚过去的双11就是很好的证明,一天内近5亿人参与,消费了2684亿元,这在传统的商业模式里是不可能的,没有任何一个商场能容得下5亿人。
新消费力的爆发带来新供给的升级,消费者沉淀的数据反哺给制造业,使得制造业终于看清了市场那只无形的手,制造业开始按需定制,这大大降低了库存,也大大提升了周转率。天猫用数据支持品牌研发新品。我们发现这个模式的研发周期平均缩短一半,优品率提高一倍。
例如欧莱雅,他们和天猫一起研究消费者行为,发现中国的年轻人喜欢熬夜,因此特别推出了针对中国年轻人的“零点面霜”,结果在双11卖出40万瓶,成为欧莱雅近年最成功新品。强生、欧莱雅这些品牌决定,未来一半的中国区新品将运用消费需求孵化。而国内制造业亦然。李宁和我们合作了半年,他的平均存货周期就缩短了11天。同时他感受更多的是线上线下的融合,过去他们只知道在闹市开店,但是其实人虽然多但却不是他的客户。现在他的线下门店开在哪里是用线上数据决策的,喜欢他的人在哪他在哪开店。
所以新消费和新供给因为数据深度融合,从而带来了供给侧改革的新成效。而这个变化已经从商业扩展到制造业、农业服务业,甚至社会公共管理,数字化正在渗透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第四是,新金融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我们国家现在面临的国际形势或者国内经济发展的压力都很大,供给侧改革推进迫在眉睫,其中金融供给侧改革又是至关重要的一环。但是过去我们的金融体系一直是二八原则,服务20%的客户挣80%的钱,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想服务另外的80%的客户,而是没有能力普惠。毛细血管不通,使得金融服务中小企业的能力低。尤其现在要防范系统性风险,要去杠杆,一去杠杆就先去了民企和中小企业的杠杆,使得这些企业的生存更加艰难。所以,如果不能大幅提升金融的服务能力,是很难推进供给侧改革的。
如何提升金融的能力,是当前金融机构共同研究的问题,我们的体会就是要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力量。没有数字革命就没有金融革命。过去,经济和金融是分离,借贷和还贷就一个简单的周期性行为。但是因为有了数字化,经济活动被记录下来了,产生了数据流,数据被存储和重复利用,人类的经济活动产生的数据反过来可以去解决金融最核心的问题,金融和实体经济也因此具备了融合的可能性。
中国80%的商业贷款是要抵押品的,但这类典当式金融无法支持小微企业的发展需要,但现在像蚂蚁金服的网商银行提供无抵押的贷款服务,服务了1700万家小企业,贷款累计3.6万亿,平均每家企业贷款只有26000元。而坏账率只有不到1.5%,由此证明,在大数据和新的信任体系架构支持下,普惠金融是可以被实现、被广泛应用的模式。
数字技术让人类协同关系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我们从供应链经济形态演化成网状经济模式,使得所有参与方是数据的生产者也同时是数据的受益者。这一逻辑可以很好地应用到金融领域,把实现普惠金融作为供给侧改革成果的第一个里程碑,具有重大的经济和社会价值。
最后,我想说说关于进一步推进和完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几点思考。
首先,要具备先进的理念才能推进科学的制度建设。
我们和很多专家的意见一致,供给侧改革的关键是制度改革和制度创新,要实现科学的制度创新,顶层设计者必须具备先进的理念和开放的思维。
比如对数据的思考,现在很多人害怕数字化的发展;比如个人隐私的问题。大数据时代是需要考虑如何更好地保护个人隐私,但是不能因噎废食,不能一刀切,就不允许数据流动了。我认为真正值得害怕的是“害怕”本身,我们要充分意识到数据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价值,认识到数据对深度供给侧改革的作用,看得更长远些、更全局些。欧洲是世界上数据立法最健全的地方,但是欧洲没有数字经济,他们会因此错过这个时代。
而中国,恰恰相反,在数字经济上我们已经领先世界,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不要倒退,不要过分恐惧,也不要拿过去管理工业时代的思维管理数字经济时代。因为数据和我们过去所有的生产要素都不同,它会因为使用越多而越有价值,我们不能按照过去对物权的理解去看待数据,不能简单地把它当做一个杯子、一把椅子。过去我们有个很通用的词,叫折旧,这个词对数据不合适,我想在座这么多经济学家一定对它有一个全新的解释。
其次,是建立可控的容错机制。
任何改革本身都存在风险,供给侧改革也不例外,所以建立相应的容错机制显得尤为重要。改革领导者应该勇于引入新的理念、机制和措施,只要规划和设定可控的风险边界和容错机制,波动并不可怕,容错本身就是一种进步。
第三,我们要坚持用发展的眼光去处理新形势下的经济问题。
新的问题要用新的手段和办法去解决,衡量成败得失的标准应该把是否有助于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作为主要尺度,要用动态和发展的眼光去解决供给侧改革中遇到的难题。
最后我认为,以数据为驱动的供给侧改革,将因为技术的不断突破而迅速深化。对此我们充满信心,我们也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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