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新常态三大特征

　　2015年行至尾声，回顾2015，展望2016，我们发现，以增长中枢下降、多元化退潮和全球化放缓为核心特征的全球经济新常态进一步强化。我们认为，放下对旧秩序的执念，认识新常态、理解新常态、适应新常态，是政策决策者、投资者和消费者"顺势而为"的前提。

　　2015年行至尾声，在广泛分析各类政经事件和宏观数据的基础上，我们发现，以增长中枢下降、多元化退潮和全球化放缓为核心特征的全球经济新常态进一步强化。

　　新常态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新"，全球经济外在的演化趋势和内在的运行机理都呈现出与以往截然不同的特征，旧秩序被打破，新秩序"将立未立"。在秩序转变过程中，不确定性广泛存在，增长规律、市场法则、变量关系、预期机制和博弈均衡都不断发生着经典理论和传统经验难以解释的变化，地缘政治动荡频繁发生，国际金融市场大幅波动。二是"常"，全球经济运行发生超预期的变化，并不是短期现象，而是一个不断被确认的中长期态势。

　　市场永远是对的，需要修正的是预期本身。我们认为，放下对旧秩序的执念，认识新常态、理解新常态、适应新常态，是政策决策者、投资者和消费者"顺势而为"的前提。

　　1 新常态特征一：增长中枢下移

　　全球经济正在经历一段失落时光，复苏力度羸弱，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弱于趋势水平。根据IMF10月的预测，2015年全球经济有望实现3.12%的增长，增速较2014年下降0.3个百分点，弱于1980-2014年3.5%的历史平均水平，以及2008-2014年3.28%的危机平均水平。IMF预测，201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回升至3.56%，鉴于IMF一直表现出明显"过于乐观"的倾向，我们对2016年全球经济能否回到趋势水平以上还充满疑虑。

　　二是弱于预期水平。在10月的预期更新中，IMF再次修正了自己"过于乐观"的前期预期，将2015和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较7月均下调了0.2个百分点；此外，IMF还大面积下调了主要经济体的增长预期，将2015年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增长预期较7月分别下调了0.1和0.2个百分点，将2016年两者的经济增长预期较7月也均下调了0.2个百分点。连续多次的大面积预期下调充分表明，全球经济复苏一段时间以来的表现始终令人失望。

　　三是覆巢之下难有完卵。正如IMF新任首席经济学家Maurice Obstfeld在10月《世界经济展望》的序言中强调的："经修订的预测突出表明，所有国家都面临挑战，全球经济面临的下行风险看起来比几个月前更为明显"。我们利用更新后的WEO数据库进行了测算，在IMF有统计数据的188个经济体中，有115个经济体2015年经济增长预估值低于其1980-2014年的历史平均水平，有107个经济体2015年经济增长预估值低于2014年；全部188个经济体2015年经济增长预估值低于历史水平的平均幅度高达1.07个百分点；而即便根据IMF习惯性的乐观预测，2016年全球188个经济体经济增速还将低于其历史水平平均0.05个百分点。

　　IMF将全球经济复苏羸弱的短期原因归结为总需求疲软、政策乏力、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前期信贷过快增长的负面效应和政治动荡。我们认为，弱复苏的根本原因是增长中枢下移成为新常态。长期增长的核心驱动力是全要素生产率，而受多重因素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受到抑制：其一，保护主义和竞争性贬值盛行，全球以邻为壑氛围渐浓，生产要素的全球有效配置受到抑制。其二，新生发展亮点黯然失色，新兴市场增长乏力，科学技术的变革性创新转化为实际国民收入还需要较长时间。其三，金融深化作用潜在削弱，无论直接融资还是间接融资，都面临着波动加剧、风险加大、渠道收窄、创新乏力的挑战。其四，人力资本提升明显不足，人口大国的人口红利逐渐下降并消失，全球人口老龄化问题愈发严峻，全球人口质量提升速度放缓，年轻一代就业受到巨大冲击，阶级固化愈发严重，年轻人获得素质提升的机会普遍减少。其五，全社会的经济信仰在逐渐动摇，人们越来越怀疑内生均衡的自我实现能力，越来越担心市场在自我修复中突然死亡的可能性。其六，全球政治、经济、外交领域的不确定性大幅上升，人们对不确定性的恐惧和警惕却在逐渐变得迟钝，这不仅刺激了不确定性的自我衍生，也反映了全球经济风险管理的疲态，进而给风险大量积聚后的突然集中爆发埋下了伏笔。

　　2 新常态特征二：多元化退潮

　　长期以来，美国经济金融霸权一直被视作全球失衡的根本原因，而以新兴市场崛起为核心的全球经济多元化也由此被视作促进再平衡的一种"正义"。我们这里无意讨论任何主观价值判断问题，但值得强调的是，一件事情，即便被赋予某种"正义"，也未必会发生。事实就是，以2010年为分界点，全球经济多元化从涨潮变为退潮，"发达国家向下、新兴市场向上"的趋势被"发达国家向上、新兴市场向下"的趋势所取代。多元化潮起潮落的关键指标是新兴市场经济增速领先发达国家的剪刀差。2000年，这一剪刀差为1.77个百分点；随后一路上升，2009年达到6.55个百分点的峰值；2010年起逐渐下降，2014年降至2.79个百分点；根据IMF2015年10月最新预测，2015年新兴市场和发达国家经济增速分别为3.97%和1.98%，剪刀差进一步降至1.99个百分点，创200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危机以来首次低于1980-2014年2.18%的历史平均水平；2016年，IMF预测新兴市场和发达国家将实现4.52%和2.23%的经济增长，剪刀差有望小幅回升至2.29个百分点，即便如此，这一水平还将明显低于2014年。数据表明，2010年以来，多元化退潮渐成新常态。

　　2015年，退潮进入"高潮"阶段，不仅新兴市场和发达国家经济增速剪刀差创15年新低。两者的边际变化也呈现出大范围此消彼长的态势：根据IMF的预测，2015年，发达国家经济增速较2014年提升0.2个百分点，新兴市场经济增速却是较2014年下降0.6个百分点；2015年，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经济增速分别较2014年提升0.2、0.6和0.7个百分点，俄罗斯、中国、巴西和南非经济增速却分别较2014年下降4.4、0.5、3.1和0.1个百分点，印度经济增速持平。

　　多元化退潮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危机的闭环影响，金融危机的震心从美国到欧洲再到新兴市场渐次转移，形成一个演化的闭环，新兴市场在危机后半段受到的冲击要大于发达国家；二是政策稳定性的差异，2008年以来，大部分全球主要央行都发生过货币政策由松到紧再到松的两次转向，消耗了政策效能，只有美联储始终保持着宽松货币基调，没有进行过阶段内加息；三是经济周期的错配，作为全球经济领头羊，美国经济周期领先其他国家，进而形成了美国经济率先复苏的态势；四是风险结构的变化，美国的去风险进程快于新兴市场，新兴市场的金融脆弱性又高于发达国家，造成了多元化从涨潮到退潮的变化。我们认为，全球经济多元化并不会快速从退潮转为涨潮，根据2014年哈佛大学Carmen M. Reinhart和 Kenneth S. Rogoff一项名为《Recovery from Financial Crises: Evidence from 100 Episodes》的研究，发达国家走出全球性危机一般需要7年，新兴市场则需要13年。也就是说，此消彼长的多元化退潮从历史角度看往往会持续超过6年。

　　3 新常态特征三：全球化放缓

　　全球化是人类社会长期进化发展的基石。作为一种内生趋势，全球化很难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倒退，但全球化放缓却渐成新常态。全球化放缓表现为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动荡、要素流动滞涩、以邻为壑氛围加重等多个层面，最重要的表征是国际贸易增速放缓。一方面，从长期数据看，全球化放缓始自2012年。1980-2014年，全球贸易平均增速为5.43%；2010和2011年，全球贸易增速高达12.52%和6.67%；2012年，全球贸易增速骤降至2.91%，随后几年也始终低于历史均速；IMF预测，2015年，全球贸易增速为3.18%，2016年有望小幅回升至4.08%，但依旧低于历史平均增速。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的出口情况基本和全球趋势类似，自2012年起增速明显放缓。另一方面，从近期形势看，全球化放缓的态势自2014年以来快速恶化。地缘政治动荡明显加剧，乌克兰危机、ISIS恐怖主义和希腊退欧危机相继引致市场恐慌；国际政策博弈逐渐趋向"囚徒困境"，竞争性贬值不断加码，国际金融秩序受到巨大冲击；国际贸易则进一步放缓，根据IMF的数据，2015年2月至6月，全球贸易连续5个月同比负增长。

　　从成因看，某种程度上，全球化放缓是前两个新常态的衍生结果，并加固了前两种新常态，形成一种新常态内部恶性循环、整体自我固化的态势。全球经济增长中枢下降和多元化退潮背景下，各国对复苏利益的争夺更趋激烈，个体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全球化推进缺乏统一行动。全球化放缓又反过来对全要素生产率形成冲击，造成进一步的增长拖累；而由于新兴市场融入全球化的边际收益高于发达国家，全球化放缓又导致了多元化退潮的进一步深化。

　　值得强调的是，全球化退潮另一个重要成因是"集团的裂变"。过去，全球经济发展形成了两大集团，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两个集团内部的各个经济体的基本面存在一定的趋同性，进而使得它们在面对全局性经济冲击时能够自发形成"抱团效应"。但2015年以来，两大集团的内部分化明显加剧：在发达国家内部，美国和英国的经济复苏最为稳健，也将最快开启加息周期，而欧元区和日本依旧面临现实的通缩风险，量化宽松政策有可能进一步加码；在新兴市场内部，代表性的金砖五国碎裂成三块，中国和印度依旧保留着金砖成色，2015和2016年经济增速预估值均高于6%，南非经济增长处于1.5%左右的低速水平，而俄罗斯和巴西已经陷入衰退，2015年，两国经济增速预估值分别为-3.8%和-3%，2016年则分别为-0.6%和-1%。集团的裂变带来两个结果：一是集团内部的统一行动更加稀缺，全球化推进更添阻力；二是全球性的自由贸易安排让位于竞争性的区域贸易协定，WTO日渐式微，美国主导的TPP、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和德国主导的欧洲一体化推进力度加大，虽然不同大国主导的区域贸易协定有望通过相互竞争优化长期贸易条件，但短期内，全球化很难受到有效提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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