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2015年12月18日《每日税讯》微信公告号报道(该公共号是中国税务报下属机构运营),税务总局在宁波开展取消增值税专用发票认证试点。
报道称,据可靠消息,目前增值税发票系统升级版已覆盖全部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基本具备了取消专用发票认证的条件。为减轻纳税人办税和基层税务机关负担,税务总局决定,2015年12月在宁波市开展取消增值税专用发票(含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以下简称专用发票)认证的试点工作。
试点地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取得销售方通过增值税发票系统升级版开具的专用发票,不再需要认证,可登录纳税人服务平台,下载升级版电子底账系统中的专用发票信息,用于申报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
纳税人取得销售方纳入升级版前开具的专用发票,仍可通过认证方式申报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
试点期间,现有专用发票稽核比对、失控发票管理以及异常专用发票审核检查等业务流程不变。
关于全国营改增值税
全面营改增按下“暂停键”
作为“十二五”期间中国税制改革的重头戏,营业税改征增值税(下称“营改增”)一直被期望在2015年底之前实现全行业覆盖。然而,下半年以来,财政部部长楼继伟的表态,却出现了微妙的变化,暗示收官难度加大。12月中旬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刘尚希“现在毫无疑问这项改革推迟了”的表态,则意味着对于未能按期完成改革的确认。
今年6月28日,楼继伟在作关于2014年中央决算的报告时提出,“今年力争全面完成营改增”。7月底,在全国财政工作视频会议上,楼继伟表示“抓紧推进营改增改革”。而在8月底作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时,他则表示,“适时将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纳入营改增试点。”
接近年底的12月,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刘尚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今年‘营改增’肯定是完不成了,是一项大的改革,涉及到服务业和制造业,现在毫无疑问这项改革推迟了。收支压力太大,要推到明年了。”
“营改增”自从2012年1月在上海试点以来,已有四年。目前交通运输业、邮政业、电信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的“营改增”已在全国全面推开。然而,在电信业自2014年6月纳入试点之后,近一年半时间“营改增”再无新动作,改革似被按下了“暂停键”。
究其原因,除了未纳入试点的生活性服务业、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等四大行业都有自身的复杂性,也与中央地方财政收入失衡等原因密不可分。
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的共性问题,在于进项难抵扣。而金融业的问题则在于资产的配置行为不属于消费,因此金融业应不应该征增值税本身存在争议。
中央地方财政失衡加剧,也使得“营改增”扩围难以推进
营业税属于地方税,是地方税收的主要来源,增值税属于共享税,按75∶25的比例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共享。
“在现行分税制不变的条件下继续推进‘营改增’,必然进一步加剧中央地方财政失衡,打破中央地方收入格局。中央政治局对财税改革做出了新的决定,所以原来的‘营改增’
方案就停了。”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对小编直言。
财政部税政司司长王建凡10月23日曾表示,财政部正在按照国务院的统一部署进行研究和不断地完善方案,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金融业等四大行业“营改增”方案经过一定的决策程序之后将会推出。
财政赤字增
融资成本降 明年减税或有"大动作"
为期4天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于12月21日正式落下帷幕。至此,2016年经济增长任务和政策基调已基本确定。
本次会议虽然依然延续了过去三年“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但宏观政策的口径略有变化,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实行减税政策,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为结构性改革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降低融资成本。
宏观政策基调的微调正是为了可以更好地配合明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前些年谈经济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谈投资消费出口这三驾马车,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并没有按照这个框架去展开。”12月22日,中国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创立者、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接受《华夏时报》小编采访时表示。
在滕泰看来,过去中国更习惯于进行总需求管理,而本次会议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置于空前重要的地位,并提出“在战术上打好歼灭战”,所提出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无不体现着“供给侧改革”的管理思路。
战斗打响
从中央政治局会议就冒头的“狙击任务”:化解产能过剩、降低企业成本、化解房地产库存、扩大有效供给、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正式落地。
“供需失衡”已经成为经济发展新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正是决策层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用供给的思维重新审视改革,这是一个总体的、精神的改变,在这个基础上又提了一些配套措施,把五大措施都作为供给侧改革的配套措施了,把以前的宏观政策的地位都做了调整。”滕泰表示。
事实上,从11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提“供给侧改革”以来,中国经济的推动力就慢慢开始发生改变。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供给侧改革”正式扩容。会议表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这成为整个大会最核心的一个表述,被认为代表了中央调结构思路的重大变化。
“供给侧改革是一个总体的、大的思路,因为从投资消费出口等需求侧来看,边际效应在递减了,增长潜力不大,但是回到供给侧来看呢,劳动、土地、技术、管理、资本五大财富源泉,深化要素体制改革,全面降低企业成本,提高要素供给效率,如果这样做的话,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还很大,所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多次反复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际上也是当前经济的一个阶段的必然选择、主动选择和战略性选择。只有从这方面着手,重启改革,才能开启中国经济增长一个新的上升周期。”滕泰对本报小编说。
与供给侧相对应的,则是需求侧。“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表示。
“在供给侧,对于新的领域、新的业态、新的技术、新的产业,要加大支持力度,如税收、土地等政策,对于供给老化的产业,要去产能、去库存,要慢慢转型,形成结构性的调整和改革,同时要全面降低要素的成本,人工成本、土地成本、原材料成本,用电量,能源成本、资金成本、税收成本,都得下调,去产能,去库存,去成本,去杠杆,都是供给侧改革,要素成本下降,需要深化体制改革,想降低劳动用工成本,可能户籍制度、社保体制、人口政策都得调,否则下不来。从供给侧出发,围绕着财富的五大源泉,深化要素体制改革,全面降低企业成本,推动经济结构的转型,改革的方式推进是一个战略性的转变,是贯穿未来,方向性的转变,不光是明年的战略,而且是一个中长期的任务。”滕泰表示。
落到企业去
“歼灭战”中,“降低成本,帮助企业保持竞争优势”是其中重要一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认为,“企业可盈利”应该是经济转型的核心指标,也应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目标。
事实上,供给侧改革的内涵之一,也是要通过减税增加要素的投入、扩大生产、增加就业、刺激新兴产业的发展。
近年来,实体企业成本加速提高。以工业企业为例,2014年年底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中,主营业务成本占比高达86%,各种税费占比9%,主营利润占比仅5%。在主营业务成本中,原材料成本、资金成本、交易成本又占大头。
在浙江民营投资企业联合会会长周德文看来,帮助企业降低成本,重点是“实体经济”。前些年的金融危机,让人们重新认识了实体经济的“压舱石”作用,很多国家重新提出了实业兴国战略。因为,虚拟经济不能脱离实体经济。要简政放权,要降低企业税负,更重要的是:“金融部门要创造利率正常化的政策环境,为实体经济让利。”
我国宏观税费是全世界最重的国家之一,很多税费没有通过法律,“十三五”清费立税,都会是下一步的行动。此前,中金公司发布研究报告称,2014年中国宏观税负高达37%,已经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平(平均在30%-35%之间)。
“在减少行政性收费方面,政府也出台了一些政策,但是往往中央政府决心很大,落地却有一个过程。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更有效的是减少企业所得税,直接提高企业利润、刺激企业投资;减少个人所得税,直接提高个人消费。”滕泰认为。
“减轻企业负担,除了下调宏观税负外,调减企业非税负担更关键,包括下调不合理收费、社保调减、减轻企业综合负担,如红顶中介寻租带来的综合成本,以及更有效融资支持中小微企业,政策性金融、产业基金等配套改革措施。”财政部财科所原所长贾康表示。
此外,中国还将通过深化金融改革解除金融抑制,有效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除了货币政策等工具外,解决企业融资问题还要坚定坚持金融改革的方向,解除金融抑制,推动融资结构优化和利率市场化改革,以此来降低融资成本。周德文建议在适当的时候,可将民间借贷合法化,作为规范和补充融资的重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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