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加油,向逆行者致敬!
从武汉离开的时候,他迎面看到有好多卡车正在往自己来的地方去,他没有办法去描述那一瞬间的感动。「我们可能都是一样的……那种感觉好像怎么都说不上来。」大概都是再普通不过的普通人,所以才选择了逆行。
出发
大年三十,王立松正在休假。他坐在家里,和亲人一起守着电视,里面白岩松正在致敬一线的医护人员。虽然武汉告急,但在湖北之外,人们还能看似完整地捧着新年的样子。王立松是阿里菜鸟绿色通道的申通快递车队主管,作为物流这样一条国内运输血管里的一部分,这样的日子很快结束了。总部在工作群里发给他消息:「现在运力不够,该我们了。」
1 月 23 日武汉封城,「封城」两个字听起来和人们没有关系,但它至少需要面对整个城市要脱离现代的供应网络,实现自给自足——显然是一件很难完成的事情。王立松不确定其它物资的缺乏情况,但他能肯定的是收到消息的当天武汉的蔬菜供应出了问题。
作为主管,王立松从货车司机一步步走到现在,手下已经有 106 名「兄弟」,大家关系好,底下人叫他「王队」。大年三十,大家还在吃团年饭的桌子上,他要发消息召集「兄弟」去武汉送 40 吨蔬菜肉类,也就是电视里那个大家都戴着口罩的地方。他没有想到,刚在工作群里发消息,不到一分钟就有几十人响应。
这还不算很大的数字。第二天,也就是大年初一的晚上,西安的中通司机何建文也收到了自己的主管发过来的消息。武汉防疫需要运送物资,6.5 万个 N95 口罩,5000 件防护服和 2300 副护目镜,所有的物资只需要一辆车。消息出来,100多位司机报名。
那是何建文放假回家的第五天,也是他一个多月里第一次回家,他坐在沙发里刷手机,刷着刷着对家人说了句:「我明天去加班了。」小女儿不让他走,她还小,只知道自己想爸爸。所以第二天他起得很早,在所有人还睡着的时候悄悄离开了家。公司的地址离住的地方还有70 公里,他要计算着在 8 点的时候赶到,那是临近发车去武汉的时刻点。报名的司机太多了,早点到能上车的概率会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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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愿意去。」何建文是那天第一个到的司机,和他一起上车的还有第三个到的朱峰,第二个到的司机年龄大了一些,那时候新闻里说新冠肺炎对老人的威胁较大,何建文和朱峰想办法说服了他回家。这个场景让人很难联想到,他们抢着要上去的是一辆开往疫区的车。
同时,在大年初一的晚上十一点,下车的德邦快递司机谢超锋正要入睡,工作群里突然收到一条消息:「北京需要空运一批救援物资送到湖北省黄石市中心医院,招募司机。」他没有多思考,在群里回复了:「自愿请战,支援武汉。」后来他还特意多问了自己的主管,「这是不是商业的?如果是商业的我就不去了。」在他看来,这样一趟如果还要挣人家钱,自己干不下去。
湖南离湖北很近,对疾病的害怕快速扩散到了这里,谢超锋没有遇到很多的竞争者,还有些关心他的同行说:「湖北现在都那样了,你去是去送死。」家里的父母不支持,只有老婆什么都没说的跟着自己。第二天,他们悄悄地从家里出发,八个月的孩子留在家里。
也不是所有车队都会用这种自愿的方式。广州申通快递的司机贺川川是被上级指派的,这件事情太突然了,领导能想到的就是最快能上车的司机,他今年没有回家过年,就留在广州。「主管问我愿不愿意去,我就说行嘛。」能帮一点是一点,他的车上有两万只医用口罩。不过到今天,他的隔离已经结束了,家人也不知道他曾经去过武汉。
在苏州,百世快递90 后司机赵兴宏也上路了。他公司老板认识一个做医药器材的朋友,对方送了好多防护物资,手套、脚套、雨披、帽子、口罩、酒精,还买了好多吃的。他的车上贴着「助力武汉,共抗疫情,百世在行动」的横幅,终点是三个湖北周边医院。
在群里发了召集消息没有多久,王立松把电话打给了群里最早的响应者之一肖建波。他41岁,开了 22 年车,性格温和、稳重,王立松最放心的司机就是他。其他报名的司机,家距离公司大多在一两百公里开外,肖建波的家离公司最近,只有十多公里,时间不等人,马上要就走,所以就是他了。
肖建波接到王立松的电话是大年三十晚上十点,出门的时候是十点过十分,着急地只来得及跟媳妇简单说一声就走了。他14岁的女儿不知道爸爸这么晚出门要干什么,因为爸爸只说了一句,「我出去一趟」。
这是一次危险的「秘密行动」。
上路
卡车司机是在高速路上和时间赛跑的人,路程很长,吃喝睡都是问题,出发前要做的准备工作很多。
以前出门肖建波会带上便携炉子,炒锅,在车载冰箱里放些米和蔬菜,这样路上才方便吃到热饭热菜。但当天,一切都来不及准备了,带着一个水壶和几桶泡面坐上了驾驶座。趁物资装卸的空档,他连忙回家去拿了一床御寒的被子。
大年初一早上6点,他和公司另一名司机就出发了,两人开两台车。重庆往武汉900公里,按照80公里的时速,也要开近12个小时。对卡车司机来说,疲劳驾驶是大忌。按照规定,驾驶4个小时就要换司机,但他们两台车只有两个人。好在群里又联系到一个湖北的司机,他们在宜昌路段附近接到他,接下来就看怎么支撑完重庆到宜昌的距离。
但是,一个问题解决,又来一个新问题。他们的车油不够了,公司的加油站员工放假了,现有的油也撑不到那个时候。已经开上高速的肖建波,只能边开车边找加油站。那一路,他只睡了不到五个小时。
所有去往武汉的卡车司机遇到的都是这样的路况,很难看到其它的车,很难看到行人,平时可以停下来吃饭的服务区关闭了。早一些支援的司机还能看到相反方向的车流是正常的,只有自己的这边显得格外安静。但后来,两边的车流都消失了,只剩下自己,发动机在路上轰轰作响。
这是一条在何建文的经验里,更像是西北无人区的道路。但又有些不同,跨越行政区划界限的时候会遇上一群穿着白色防护服,戴着口罩和护目镜的防疫人员,旁边往往站着警察。从西安到武汉,平时 12 个小时的车程,他开了不到 10 小时就到了。「以往我们这个时候(车流大)开车速度非常慢,能开到 80都是快的,但是这次基本上是它限速多少我们就跑到多少。」在出发前,赤壁那边医院的对接人和他说,「我们什么都没有了。」
9.6 米的大车开进去赤壁已经是夜间十一点,他才意识到这件事情比自己想象中的严重,路上的路灯没有全部开着,到处都能看到警戒线,更让人觉得异常安静,一种没有人声的安静。整个路上何建文没有吃一口饭,也没有感觉到饿,越接近终点,人的感受也慢慢地回来。
人是会恐惧的,尤其是对于刚在百世工作一年的 90 后赵兴宏而言。他的任务是运送物资从苏州出发,先去黄冈市英山县人民医院,再到黄石市第七人民医院,最后抵达荆门市第二人民医院。「从黄石到荆门的路上途经武汉,来检查的警察和医护人员对全车进行消毒,他们全副武装,都是白色的,看起来挺可怕的,就有点不敢下车。」
这一路往返将近2700公里,他开了 36 个小时,连屁股都觉得不是自己的。在送完两个目的地的物资后,赵兴宏还在路上,身体实在支撑不住给最后一个联系人发了消息,说:「开不动了。」连对方回复的消息都没看见,马上睡着过去,但一个多小时后他又重新上路。
大家几乎都是这样过的,没有人敢在这条路上怠慢。在确定这次的援助不是商业性质的之后,谢超锋和妻子早上六点就从家里出发,他们先去长沙的黄花机场接了物资,那是他见过机场最空旷的一次,再驮负着 4000 副医疗手套,10000 个外科口罩一路没有休息地抵达了黄石。出发前妻子准备好了路上可以吃的饭,细心地放在电保温瓶里,但一路上他们都没有打开过,是晚上到了黄石,饿的感觉好像才重新回来。
当时在的服务站已经没有什么人了,他去找保安哪里可以充电,这样两个人可以垫垫肚子。对方问他:「你们过来做什么?」「过来送物资。」保安把当时自己正在烤火的电炉拔了下来,对谢超锋说:「这儿有插头。」
返程
这一路上这样的时刻还有好多。如果车头前面有挂武汉防疫的横幅,有的时候过收费站能够听到工作人员多说的一句「谢谢你们」或者「加油」,会比平时更顺利地通到湖北。
但返程艰辛。何建文进湖北的时候基本没有遇到什么阻拦,但出来的时候就被拦下来了,在重新上高速之前花了一个多小时在找路和找人证明才重新回家。路上有重重的防疫关卡,他刚到西安就被集中隔离了起来,这几天才隔离结束,但年已经过完了,他要重新上路。
「回来之后,感觉和湖北那边(的人)是一体的。」这是赵兴宏的感觉。因为和妻子一起住,没有别的隔离住处,赵兴宏运送物资到三个医院的任务完成之后,他开始在车上自我隔离,就吃面包,喝矿泉水。
车停在公司里,回来睡了一天一夜,他忘记撕掉自己车上写着「武汉防疫」的横幅,保安对车消毒的时候,跟身边的人说:「不要靠近他的这辆车。」他躺着睡觉,但是还是听见了。三天过去,妻子实在不忍心,她回自己单位的宿舍,把家让给了赵兴宏。
这样的经历并不是孤例,谢超锋开车从黄石回自己县城,经过防疫关卡的时候,有一个小护士在前面负责登记。「没到我的时候,她有说有笑的,但一听到我是从湖北来的,她马上把口罩戴了三层,说『你离我远点。』」他苦笑。回家之后,他和妻子把车子停好,避开家人从后门进屋,洗完澡就躲开妻子去单独的房子里隔离。
隔离期间,他从电话里得知孩子有些感冒的症状,两个人都没办法出去,只能拜托老人家带着孩子去医院。「我们去过武汉,我爸妈就带孩子去做那个检测,后来证明是没有。但是现在想起来心里还是不好受的,我爸妈那么大的年纪,让他们去那么危险的地方。」
肖建波的家乡倒是对他们很不错,村里安排了一家农家乐,给他单独分了一间屋子,每天有人送饭,有菜有肉。除了用手机看新闻,他还做另外两件事,泡茶和晒太阳,十四天过去之后,胖了六斤。
但是一直在想家,他天天给家里打电话,最多的时候一天打十多个电话。2月10日,他回家第一件事是抱住了妻子。
去武汉送物资,有的时候需要对抗的不只是病毒。
普通
隔离的举措是必要的,但这也造成了运力的进一步紧张。因为每个从武汉回来的卡机司机,都会在接下来的14天里什么也做不了。紧接着,第二批运送物资的需求就要来了,当时武汉的疫情形势严峻,确诊人数已经有两万人。主管王立松又再发了一条信息,结果这次比上次自愿报名的司机人数还多。
每个人都有自己决定前往的理由。
西安司机何建文抵达赤壁之后,他把车停在医院附近的羽毛球场,那一瞬间人终于能感觉到轻松了。医院的院长,护士,主任都出来一起帮忙搬物资。院长还让护士长给何建文和朱峰下了两碗面,他们已经提前准备好了住的地方,还说要办感谢会。
但他不是为了这些来的,只停留了两个小时何建文和朱峰就开车离开了武汉。出发前他没有想很多,「我和朱峰都当过兵,这件事情就像给前线士兵送枪送弹药一样,没觉得有多危险,因为我觉得就得这么做。」
除了何建文,往武汉运蔬菜的肖建波也是这么想。他成为一名卡车司机之前开了11年公交,有一回乘客上车,他眼尖看到一个小偷在偷前面人的手机,他大吼一声,小偷被吓得掉头就跑。
2008 年汶川地震的时候,虽然没有能做什么,但也尽力捐了款。这次能给武汉送蔬菜,在路上吃泡面的时候偶尔会想念家里的炖鸡汤和辣味十足的家常菜,但他觉得这些没什么,因为这是工作,是一件没什么原因的事,是事情本来应该的样子。
对于从长沙出发的谢超锋来说有些不一样,他经历了2003 年的非典。那时候他在北京读大二,班上有一个人被确诊了 SARS,因此全班的人都要在一栋宿舍楼里面隔离。全班 23 个人,大多是本地的学生,会有家人来看望。「有3 个同学是外地的,就没有人去看过他们,当时觉得还挺感慨的。」
这次去武汉,在卡车快要下高速的时候,他远远就看到了另一边有一群人对着车子招手。对接人带着各个科室的人开自己的小车过来接物资,他们没有穿防护服,只有一层医用口罩。那时候,他们的医用手套用过,消毒再用。 「真的是看到车是像看亲人一样的那种感觉。」
作为年轻一些的司机,赵兴宏对疫情的了解更为准确一些。他有很多的微信群,每天都被信息包裹着,他听到一些从湖北那边传出来的视频里,有女孩子在哭。「我感觉挺严重的,如果没有物资运送过去的话,一线的医务人员可能没办法去打这场仗,这个病压不下去,那威胁的可能不是哪一个人,可能是我自己,也可能是我自己的亲人和朋友。」
一路上,赵兴宏都是一个人,没有搭档。但在从武汉离开的时候,他迎面看到有好多卡车正在往自己来的地方去,他没有办法去描述那一瞬间的感动。「我们可能都是一样的……那种感觉好像怎么都说不上来。」
大概都是再普通不过的普通人,所以才选择了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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